丝路之旅

张立杰和他的家族助学基金

　　由于家境贫寒，张立杰靠假期打工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他深知贫困生的苦衷，不希望家族的孩子重走自己的路，他萌生了成立家族助学基金会的想法。基金保证了家族的孩子都能上学，激励每个家庭培养孩子上大学。

　　在《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管理使用条例》中，张立杰集中了家族成员的心声，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孙辈（自父始）之众现正当入学之年龄，感念先父之德，为慰先父之灵、仰识之心愿，经家族全体成员二○○○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晚共同商议，由各位子女发起设立家族助学基金，以集众人之财力抚有志之子女读书成才，报效家国。

　　听说张立杰和他设立的家族助学基金的事迹，是他的大学老师陈勇教授推介的。作为记者，我感觉到张立杰的故事是新闻，也许他的事迹对我国的教育现状有积极意义，也许他的做法对贫困家庭有推广的意义。家乡和家族的贫困，让他萌生了成立家族助学基金会的想法

　　今年39岁的张立杰是西安科技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在职博士生。他身材瘦弱，眼睛大而有神，话语里透着书生气，言谈中却常带几分幽默。对自己“弱不禁风”的外表，张立杰半开玩笑说，可能与小时候营养不良有关系，其实他还是一个运动爱好者，上大学期间经常参加各类体育比赛，多次获得田径比赛的冠军。整个采访过程，他不说艰难，也不言辛苦，只说人生的磨炼。

　　谈到家族助学基金会的话题，张立杰说：“这缘于家庭的不富裕。1998年12月，父亲去世，家里主事的人走了，家族的事情需要有人来管理。家里兄长姐妹大多在农村，经济状况差，生活水平较低。我在西安工作，家族20多个孩子上学的事情一直让我牵挂，担心他们失学。”从此，他在心中酝酿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做了一些前期计划和设想，便有了成立家族助学基金的雏形。2001年12月，在父亲去世三周年的忌日，张立杰从西安回到家乡———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中滩村王庄社。在三哥张立志的宅院里，祭祀活动结束后，张立杰和在外工作的哥哥张立梁，以及小弟张立昆一起召集家族40多口人，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会议，议题是设立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经过大家讨论表决，成立了张氏家族助学基金会。2002年春节，他们正式制定并开始实施了基金管理使用条例，发放了基金年度缴款登记表。张氏家族九户家庭各出一名代表，在《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管理使用条例》上签名，正本由二哥张立梁保存，副本每家一份。

　　张立杰的父亲虽是农民，却崇尚知识，竭全力于家人生活和子女教育。张家有兄弟姐妹九人，七男二女，张立杰排行老七，上有一个姐姐，五个哥哥。在这个大家庭中，能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已属不易之事, 何谈读书。张立杰的兄弟姐妹有六人为生活所迫而中途辍学，只有三人读了大学。张立杰就是张家三名大学生中的一个，成为张家的骄傲。

张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靖远县偏僻的山区———永新乡旱沟村。上世纪70年代，由于生活条件所迫，张立杰的大哥、三哥、五哥搬迁到了北滩乡中滩村，过去几十年全村人都靠天吃饭，现在尽管用上了黄河水提灌，村里年人均收入也就七八百元。成立张氏家族助学基金那年，张立杰已经有一个侄子历尽贫困生的艰辛，大学毕业了，但也有三个孩子初中毕业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先后回家务农。

　　家乡和家族的贫困，让张立杰萌生了设立家族助学基金会的想法。为此，在《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管理使用条例》中，张立杰集中了家族成员的心声，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孙辈（自父始）之众现正当入学之年龄，感念先父之德，为慰先父之灵、仰识之心愿，经家族全体成员二○○○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晚共同商议，由各位子女发起设立家族助学基金，以集众人之财力抚有志之子女读书成才，报效家国。

　　他是基金会的发起人，也是出钱最多的人。基金保证了家族的孩子都能上学，激励每个家庭培养孩子上大学

　　为了使用好基金，张立杰还提议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由二哥张立梁任主任，张立杰自己和小弟张立昆任副主任。因为他们兄弟三人是九个兄弟姐妹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是资金投入最多的三个人。

　　让张立杰欣慰的是，张氏家族现有大学毕业生三人，中专毕业生两人，其中博士生一人，研究生一人。让张立杰感叹的是，他大哥已经快60岁了，大哥家四个孩子，一个在国外打工，两个在农村务农，一个在读研究生，马上就要毕业。

　　大侄子只比张立杰小两岁，初中毕业后，因为家中无力供他继续读书，这个孩子只好早早地出去打工了。现在，大侄子是一名高级电焊工，在国外当技术工人，月薪800美元。大侄子非常渴望继续读书，但却因家里拿不出那笔学费，被逼外出打工。虽然如今收入颇丰，但直到今天，大侄子仍然因为自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而感到难过。在离家打工的前几年时间，他一直坚持自学，试图寻求上学的途径，但未能如愿。这不仅是张立杰的遗憾，也是张家的遗憾。

1995年，33岁的五哥因病去世，留下一男一女，在家族和五嫂的支持下，这两个孩子都在中学读书。2001年以后，这两个孩子的学费全部由基金会出，每人每年500元至1000元。为了让孩子有个学习的好环境，二哥张立梁把面临中考的一个孩子转到县城一重点初中读书。

　　张立杰既是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的发起人，也是出钱最多的人。这几年，随着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教师的工资有了提高。在西安科技大学工作的张立杰，除了工资收入外，业余时间，还坚持做课题、搞科研、发表论文。这些工作不仅提升了他个人的能力和学识，而且还有一些收入。按照《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管理使用条例》规定，基金的来源主要渠道有：一是家族的大学毕业者，自工作一年后开始，每人每年向基金内注入1000元；二是家族在外打工的人，每人每年向基金内注入500元；三是家族在村里务农的人，每人每年向基金注入50元。同时，可以吸收家族成员其他形式的投入和赞助，以及基金存款利息。

　　五年来，张立杰每年都要投入两三千元给基金。五年时间，张氏家族助学基金共筹集了43200元，其中支出23200元用于资助三个中专以上的孩子上学，现在共有基金余额2万元。张立杰以身作则的做法获得了家族成员的支持。他说：“第一年，我和二哥、小弟三人各出了2000元。这6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在外打工和在家务农的家族成员也都按时交上了钱。当然，对于有困难的家族成员，由基金会研究可免于上交基金基本集资费，并提出相应的相对优惠的资助办法。但至今为止，没有人因为自家困难提出不交这笔钱。”农村有重男轻女的现象，但在读书这件事上，张氏家族一视同仁。张立杰说：“我姐的孩子，我的侄女们都纳入享受基金的范围。”比如，四哥的小女儿自己不愿意学习，曾经辍学。后来看到自己的兄长、姐妹们都在上学，并且有的都要工作了，生活条件和自身发展都上了一定层次，感到自己不上学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她父母也感到，如果孩子不上学就无法享受基金的资助待遇。今年张立杰的四哥四嫂又说服小女儿去学校复读了。

　　对于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张立杰说，他们为此专门成立了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由专人负责管理，保证专款专用。由于现在家族人口多，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差距将会缩小，

　　家族人口会越来越少，孩子上学的费用将越来越有保障。为此，张氏家族助学基金的资助对象采用了分段实施的办法。他们规定：自基金设立十年内资助对象为农村家族成员及其子女中的在校大学生（中专以上）；十年后资助对象为农村家族成员中在各级各类学校上学成员；二十年后资助对象为所有农村家族成员中在各级各类学校上学成员、城市家族成员中在校大学生。条件许可的家族成员，经本人提出申请可自愿放弃子女享受资助的权利。

据张立杰介绍，张氏家族现有23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其中6个是父亲的曾孙。四年前，大姐的大女儿高晓霞；三年前，四哥的大儿子张德忠都考上了甘肃煤炭工业学校。如果不是因为有家族助学基金的支持，也许他们就失学了。去年，高晓霞已从甘肃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华亭煤业集团当技术员。因为有了家族助学基金的支持，张氏家族自2001年以来，没有一名失学或辍学的孩子。让张立杰深感骄傲的是，大哥家的一个孩子在读研究生；二哥家的一个孩子在读本科；三哥家的一个孩子读大专；四哥家的一个孩子在读中专。今年，他们家族有三个孩子将参加高考，他们是大姐家的二女儿、四哥家的二儿子、三哥家的小女儿。这些孩子学习都非常用功。

　　他当过4年校团委书记，在校党委的安排下，组织开展特困生助学基金筹集活动，350多名学生受到资助

　　张立杰1989年6月从中国矿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科技大学（原名西安矿业学院），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曾担任7年学生政治辅导员、4年校团委书记。

　　张立杰说，特困生是大学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的学生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在当年的西安科技大学，由于艰苦专业多，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特困生相对较多。特困生学习特别刻苦，但家庭条件却特别困难。但这些学生从不愿意向别人说出自己的困难。很多特困生还因此变得特别自卑。“如果不正确引导，这些特困生难以完成学业，难以回报家庭和社会。”他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和以身作则，来帮助这些特困生走出困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克服自卑，走向社会。“我帮助过好多学生。”张立杰很自豪地说，“后来，这些学生都成才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母校，回报老师。”

　　1989年，刚刚参加工作的张立杰每个月只有61元，转正后也就79元。就是这几十元钱，张立杰除了一份贴补家里，支持家族的孩子上学，还得留一份给最需要帮助的特困生。矿山通风专业89级学生周澎、矿山通风专业92级学生武永明家庭非常困难，张立杰经常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2003年张立杰出差到周澎、武永明所在单位，他们分别拿出100元钱给张立杰，说是上学期间借的，其实张立杰早都忘记了。当年像周澎、武永明这样的学生在西安科技大学还有很多，靠张立杰的工资根本无法帮助这些学生解决生活问题。

张立杰说，所幸的是，西安科技大学一贯注重特困生问题，千方百计帮助特困生，解决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特困生勤工助学和困难补助，不断扩大资助面和扶持力度。1997年，担任校团委书记的张立杰在校党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在学校成立了特困生助学基金。通过几种形式，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帮助特困生完成学业。据介绍，当时西安科技大学主要采取了“5+1”、“10+1”、“20+1”、“50+1”、“100+1”等形式来资助特困生。

　　张立杰说，当年特困生每月最低生活费为100元。“5+1”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五名老师共同资助一名特困生，每名老师每月捐款20元就凑够了一名贫困生一个月的生活费，“10+1”、“20+1”可以此类推；“50+1”的意思则是50名学生共同资助一名特困生，每人每月拿出两元钱就可以帮助一名特困生；“100+1”就是100名学生共同资助一名特困生，每人每月拿出一元钱就可以帮助一名特困生。

　　当时所有的学校领导和多数处级干部都参加了“5+1”、“10+1”资助活动，后来延伸到了教学系部和教研室。

　　在西安科技大学校领导的带动下和校团委的组织下，1998年至2000年，西安科技大学共有350多名特困生受到资助。现在，学校已经形成了大家一起关注特困生、共同帮助特困生的良好氛围。

　　由于家境贫寒，张立杰靠假期打工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他深知贫困生的苦衷，不希望家族的孩子重走自己的路，太艰辛了

　　团委书记的经历和特困助学金的运作成功，给了张立杰一个很好的思路，设立家族助学基金。由于多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张立杰思考的问题很多。他感觉到，在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和独生子女的眼里，往往忽视了家族和家庭。他认为，家庭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孔子思想的雏形就是家族文化。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家庭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来支撑。

　　1979年，张立杰家所在的村子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灾害，土地都被冲毁了，全村人生活难以为继，靠国家供应粮维持生活。1982年，16岁的张立杰在甘肃靖远一中上学，每月国家供应29斤粮，自己得拿出6.99元来购粮，正在长身体的他明显营养不足，瘦弱的身材不到50公斤。上高中那三年，张立杰曾经有过几次两三天只吃一顿饭的经历。谈起这些，张立杰只有感叹：“那时候，如果哪顿多吃一个馒头，月底就只能少吃一顿饭。为了抵抗饥饿，我的做法是尽量减少活动，尽量少参加体育运动。每逢大月份，月底那两天没饭票了，别人吃饭的时候，自己就躲起来。”

高一那年暑假，张立杰决定到当地小煤窑装煤挣钱。17岁的他身高只有1.55米，就是这样一个瘦小的孩子在煤场里挥着大锹往比自己高出很多的大卡车上装煤。装一吨煤可以挣五毛钱，张立杰一天能装六七吨煤，挣三四块钱。那个假期，张立杰用20多天时间挣了70多块钱。高二那年，张立杰再次外出打工。这次，他来到一家砖厂干出砖的活，出1000块砖1.2元，为了早日挣足上学的生活费，他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干，一天能出3000多块砖。考上大学后，由于有奖学金，张立杰的日子好过些了，家里有些许帮助就可以了，主要由二哥张立梁和五哥张立孝（已经病逝）帮助完成学业。但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张立杰决定再次到工地干活。1987年暑假打工，一次在楼顶施工时，手推车把钢板压起来，打在他的腿上。张立杰说，受伤后，他停止打工了。至今那伤疤还留在腿上，那过去的岁月往事也永远留在心里。

　　正是这些坎坷而艰难的求学经历，使张立杰更加关注特困生，关注家族上学的孩子。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张立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时，通情达理的妻子对此事表示了支持。